態度嚴謹的首席調校師與一枚精密時計

兩名體格魁梧的年輕人,跪在北半球的地上,背着一枚懷錶。這標誌著「1906年米蘭大賽」(Grand Prix Milan 1906)的傳奇殊榮。直至1920年代,大獎圖案依然刊載於IWC萬國錶的目錄和告示上。各枚懷錶的底部雕刻,亦可見證品牌在1906年米蘭世界博覽會上的光榮時刻。

 

世界博覽會在19世紀下半葉發展蓬勃,為技術發展提供重要平臺,呈現出各項工業成果和流行產品。1851年,倫敦水晶宮(Crystal Palace)舉行「萬國工業博覽會」(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)。此後,有近40個類似的活動相繼於歐洲、美國、澳洲聯邦舉行,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。

1879年,IWC萬國錶首度於新南威爾士省的雪梨參加國際展覽會。此後,沙夫豪森的腕錶在多個博覽會上均勇奪殊榮。1906年在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el Sempione展覽奪得的大獎是眾多榮譽之中最矚目的一項。這絕對是個赫赫有名的獎項。《Swiss Official Gazette of Commerce》便對得獎者有過這樣的報導:「金牌聯合得主:J. Häberli, J. Vogel 及 Urs Hängg」。

Jean Häberli 和夫人於朗根塔爾(Langenthal),由攝影師Jos. Gschwend拍攝
「首席調校師」JEAN HÄBERLI於百多年前為IWC萬國錶贏得多面金牌。今天,他的曾曾孫女也於沙夫豪森錶廠工作

鐘錶技師Johann Vogel及企業家Urs Hänggi均生長於索洛圖恩(Solothurn)。他們的名字在IWC萬國錶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。1881年,Johannes Rauschenbach-Schenk的父親逝世,他於25歲時接管錶廠,並聘用Vogel和Hänggi二人。另一個今天較少受到注目的人物是Johann,又名為「Jean」 Häberli。他以「首席調校師」(即首席計時員)的身份前往沙夫豪森,及後於1893年以同樣身份獲Rauschenbach邀請加入公司。

 

Häberli的父親在伯爾尼汝拉地區( Bernese Jura) Reconvilier鎮當鐘錶技工。Häberli從低學起,研習製錶工藝。他在比爾(Biel/Bienne)附近的Madretsch鎮工作,進入及後名為Seeland鐘錶公司的錶廠後,逐步成為技術精湛的計時員,名聲日增。他在親手撰寫的日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:「在沙夫豪森時,我是一名體魄強健的38歲男子。」這本日記後來出版成逾160頁的著作。

Häberli在1929年離世前不久開始執筆,他解釋是要為13名子女留下回憶。他的隨筆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社會和工業歷史,帶來有趣的內容。最重要的是,他的一字一句記錄了他當時的工作概況,以及在IWC萬國錶辦公室和廠房內,因技術問題和人際衝突而產生的分歧。

 

作為首席計時員,Jean Häberli負責品牌腕錶的精準計時工作。相比今天,這項任務在那個年代可謂極之艱巨。當時,沒有電子量度儀器即時顯示擺輪幅度是否無誤,又或是擺幅的時間長度是否準確,更不清楚在各個位置測試時,腕錶每天走快或走慢多少秒。他唯一可以參照的是精密擺鐘或懷錶。其餘的都必須依仗知識、經驗、靈巧手藝及直覺。

Jean Häberli在當時負責沙夫豪森鐘錶的精準計時工作。就如這枚 Lépine開面式腕錶,搭載52型機芯
我打造的兩枚時計,贏得全年最高殊榮
—Jean Häberli

IWC萬國錶從未提交特別製作的鐘錶參加測時比賽,而是定期將大量的懷錶送往納沙泰爾(Neuchâtel)等地的天文台,委託進行精準測試。測試證書往往寫上「結果非常良好」的評價。Jean Häberli在1895年撰寫的文章曾自豪錶示:「我打造的兩枚時計,贏得全年最高殊榮。」三年後,他述說:「除了Herculean計劃外,我製作過171枚榮獲納沙泰爾和日內瓦測試證書的時計。」獲天文台認證為精準的時計,是優質的標記。

Jean Häberli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。他在回憶錄中從沒掩飾他對某些員工和經理的看法,他在介紹文章中寫道:「我認為那位技術領班能力不足。」不論是法語或德語,他同樣不留情面地批評其他同事,經常稱呼他們為「笑話」(「blagueurs」)、「無賴」(「filous」)或「可悲的某某」(「traurige Finke」)。在他帶領下,他為IWC萬國錶設定了最高的精確標準,他對折衷辦法亦從不妥協。他在1898年的文章說:「那些進食時也會睡著的人,我實在用不著。」他亦提及工坊的整個團隊:「我對他們絕不客氣。要麼依我指示辦事,要麼退出。」

多年來,IWC萬國錶目錄均可找到「1906年米蘭大獎」的蹤影
IWC萬國錶工坊的外貌,攝於1924年。計時員在裝置腕錶機芯時,其中一項最艱巨的任務:調整擺輪游絲,直至運作準確及平均為止

Häberli的地位德高望重,但當他在IWC萬國錶工作愈久,他便愈覺得管理層沒有完全欣賞他的技藝。他在1908年、獲得「米蘭大獎」兩年後說:「我越來越覺得不公平。」他認為遭人奪去米蘭大獎的金牌是奇恥大辱。他正式請辭,卻在翌日返回「與自己非常親密」的公司,並簽訂新合約。

 

Häberli與品牌確實關係密切,他近三分之一的家族成員曾在不同時期受僱於IWC萬國錶。位於沙夫豪森的IWC萬國錶博物館入口,擺放著整個世紀的員工名冊,內裏不單列出Jean Häberli的名字,還有他兩名兒子Hans和Ernst,以及三名女兒Marie、Alwina和Mina。生於1886年的Ernst Häberli,跟隨父親的步伐,成為IWC萬國錶學徒,後於1907年前往納沙泰爾鐘錶學校進修,至1920年代擔任品牌的首席計時員。

Jean一直不願退休,但終在解僱的威脅下,於67歲時離開公司。他在回憶錄中不禁慨歎:「我還可做什麼?」他認為接二連三拒絕離職,會影響他在IWC萬國錶工作的親戚。Jean的孫兒、Ernst的兒子Erich Häberli,記得家庭中不斷有人提及,祖父離開的條件,是要讓兒子繼承其位。

 

除了Ernst外,Jean Häberli的多名後人中,沒有一位元繼續為錶廠服務。然而,經過四代之後,這位前IWC萬國錶首席計時員的後嗣終於再度加入公司。Yvonne Caillet擁有超過18年的機芯組裝經驗,她曾裝置過5000型機芯。她看到陳列的員工名冊,才知道自己與IWC萬國錶的著名功臣有著關連。細閱之下,她發現Jean Häberli女兒Mina的照片。「她是我的曾祖母!」而Jean Häberli正是她的曾曾祖父。

Jean Häberli的女兒Mina亦曾於沙夫豪森IWC萬國錶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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