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名體格魁梧的年輕人，跪在北半球的地上，背着一枚懷錶。這標誌著「1906年米蘭大賽」（Grand Prix Milan 1906）的傳奇殊榮。直至1920年代，大獎圖案依然刊載於IWC萬國錶的目錄和告示上。各枚懷錶的底部雕刻，亦可見證品牌在1906年米蘭世界博覽會上的光榮時刻。
世界博覽會在19世紀下半葉發展蓬勃，為技術發展提供重要平臺，呈現出各項工業成果和流行產品。1851年，倫敦水晶宮（Crystal Palace）舉行「萬國工業博覽會」（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）。此後，有近40個類似的活動相繼於歐洲、美國、澳洲聯邦舉行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。
1879年，IWC萬國錶首度於新南威爾士省的雪梨參加國際展覽會。此後，沙夫豪森的腕錶在多個博覽會上均勇奪殊榮。1906年在Esposizione Internazionale del Sempione展覽奪得的大獎是眾多榮譽之中最矚目的一項。這絕對是個赫赫有名的獎項。《Swiss Official Gazette of Commerce》便對得獎者有過這樣的報導：「金牌聯合得主：J. Häberli, J. Vogel 及 Urs Hängg」。
Jean Häberli 和夫人於朗根塔爾（Langenthal），由攝影師Jos. Gschwend拍攝
「首席調校師」JEAN HÄBERLI於百多年前為IWC萬國錶贏得多面金牌。今天，他的曾曾孫女也於沙夫豪森錶廠工作
鐘錶技師Johann Vogel及企業家Urs Hänggi均生長於索洛圖恩（Solothurn）。他們的名字在IWC萬國錶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。1881年，Johannes Rauschenbach-Schenk的父親逝世，他於25歲時接管錶廠，並聘用Vogel和Hänggi二人。另一個今天較少受到注目的人物是Johann，又名為「Jean」 Häberli。他以「首席調校師」（即首席計時員）的身份前往沙夫豪森，及後於1893年以同樣身份獲Rauschenbach邀請加入公司。
Häberli的父親在伯爾尼汝拉地區（ Bernese Jura） Reconvilier鎮當鐘錶技工。Häberli從低學起，研習製錶工藝。他在比爾（Biel/Bienne）附近的Madretsch鎮工作，進入及後名為Seeland鐘錶公司的錶廠後，逐步成為技術精湛的計時員，名聲日增。他在親手撰寫的日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：「在沙夫豪森時，我是一名體魄強健的38歲男子。」這本日記後來出版成逾160頁的著作。
Häberli在1929年離世前不久開始執筆，他解釋是要為13名子女留下回憶。他的隨筆為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社會和工業歷史，帶來有趣的內容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一字一句記錄了他當時的工作概況，以及在IWC萬國錶辦公室和廠房內，因技術問題和人際衝突而產生的分歧。
作為首席計時員，Jean Häberli負責品牌腕錶的精準計時工作。相比今天，這項任務在那個年代可謂極之艱巨。當時，沒有電子量度儀器即時顯示擺輪幅度是否無誤，又或是擺幅的時間長度是否準確，更不清楚在各個位置測試時，腕錶每天走快或走慢多少秒。他唯一可以參照的是精密擺鐘或懷錶。其餘的都必須依仗知識、經驗、靈巧手藝及直覺。
Jean Häberli在當時負責沙夫豪森鐘錶的精準計時工作。就如這枚 Lépine開面式腕錶，搭載52型機芯
我打造的兩枚時計，贏得全年最高殊榮
IWC萬國錶從未提交特別製作的鐘錶參加測時比賽，而是定期將大量的懷錶送往納沙泰爾（Neuchâtel）等地的天文台，委託進行精準測試。測試證書往往寫上「結果非常良好」的評價。Jean Häberli在1895年撰寫的文章曾自豪錶示：「我打造的兩枚時計，贏得全年最高殊榮。」三年後，他述說：「除了Herculean計劃外，我製作過171枚榮獲納沙泰爾和日內瓦測試證書的時計。」獲天文台認證為精準的時計，是優質的標記。
Jean Häberli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。他在回憶錄中從沒掩飾他對某些員工和經理的看法，他在介紹文章中寫道：「我認為那位技術領班能力不足。」不論是法語或德語，他同樣不留情面地批評其他同事，經常稱呼他們為「笑話」（「blagueurs」）、「無賴」（「filous」）或「可悲的某某」（「traurige Finke」）。在他帶領下，他為IWC萬國錶設定了最高的精確標準，他對折衷辦法亦從不妥協。他在1898年的文章說：「那些進食時也會睡著的人，我實在用不著。」他亦提及工坊的整個團隊：「我對他們絕不客氣。要麼依我指示辦事，要麼退出。」
多年來，IWC萬國錶目錄均可找到「1906年米蘭大獎」的蹤影
IWC萬國錶工坊的外貌，攝於1924年。計時員在裝置腕錶機芯時，其中一項最艱巨的任務：調整擺輪游絲，直至運作準確及平均為止
Häberli的地位德高望重，但當他在IWC萬國錶工作愈久，他便愈覺得管理層沒有完全欣賞他的技藝。他在1908年、獲得「米蘭大獎」兩年後說：「我越來越覺得不公平。」他認為遭人奪去米蘭大獎的金牌是奇恥大辱。他正式請辭，卻在翌日返回「與自己非常親密」的公司，並簽訂新合約。
Häberli與品牌確實關係密切，他近三分之一的家族成員曾在不同時期受僱於IWC萬國錶。位於沙夫豪森的IWC萬國錶博物館入口，擺放著整個世紀的員工名冊，內裏不單列出Jean Häberli的名字，還有他兩名兒子Hans和Ernst，以及三名女兒Marie、Alwina和Mina。生於1886年的Ernst Häberli，跟隨父親的步伐，成為IWC萬國錶學徒，後於1907年前往納沙泰爾鐘錶學校進修，至1920年代擔任品牌的首席計時員。
Jean一直不願退休，但終在解僱的威脅下，於67歲時離開公司。他在回憶錄中不禁慨歎：「我還可做什麼？」他認為接二連三拒絕離職，會影響他在IWC萬國錶工作的親戚。Jean的孫兒、Ernst的兒子Erich Häberli，記得家庭中不斷有人提及，祖父離開的條件，是要讓兒子繼承其位。
除了Ernst外，Jean Häberli的多名後人中，沒有一位元繼續為錶廠服務。然而，經過四代之後，這位前IWC萬國錶首席計時員的後嗣終於再度加入公司。Yvonne Caillet擁有超過18年的機芯組裝經驗，她曾裝置過5000型機芯。她看到陳列的員工名冊，才知道自己與IWC萬國錶的著名功臣有著關連。細閱之下，她發現Jean Häberli女兒Mina的照片。「她是我的曾祖母！」而Jean Häberli正是她的曾曾祖父。
Jean Häberli的女兒Mina亦曾於沙夫豪森IWC萬國錶工作
Continue reading
小小世界
IWC萬國錶葡萄牙超卓複雜型腕錶設計優雅，以悅目的方式顯示時間，有如一切改變的發動機——好比時間機器，錶盤上有一傾斜的圓球。
佛羅倫汀‧阿里奧斯托‧瓊斯
佛羅倫汀•阿里奧斯托•瓊斯（Florentine Ariosto Jones）於1868年創立IWC萬國錶，是品牌史上舉足輕重又深不可測的人物之一。深入了解。
當複雜功能臻於超卓
IWC萬國錶超卓複雜型腕錶，尤其是葡萄牙超卓複雜型腕錶，代表傳統製錶的高峰。深入了解。
